正是这次切身的体会，杨怀定“否决”了把国库券当做存单的概念。“我回来想，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，就肯定赚钱。”事后他回忆道。于是他开始“炒”起了国库券。不久，除上海之外，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国库券市场，已是“老炒手”杨怀定意识到国库券由于随行就市，在六个城市间价格肯定不同，其中必有差价可做。但是跑外地费用增加，本小利薄，所以他动员亲朋好友投资，最后本金增加到了14万。第一次跑的是安徽合肥，他在安徽工作的弟弟告诉他，当地的国库券与上海的差价为2块钱，于是杨怀定到合肥工商银行一家交易柜台前通吃那里的国库券，共106500元，第二天到上海抛出，获利2200元。
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，尚未建立统一的市场，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不一样，像上海这种大城市，国库券的价格比农村贫困地区的价格要高，而有些地区国库券没人要，单位为了完成指标，不得不搞，老百姓买回国库券，又以八折价抛给银行，银行再以九折卖出来，这样从外地一些落后地区的银行可以买到九折的国库券。于是杨百万天天到外地收进国库券，到上海卖给银行，这样每100元国库券可以赚1~10元的差价。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，为了几元的差价，他根本坐不起卧铺，挤在火车车厢里到达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，买进后匆匆赶回，到上海直奔银行机构卖出。一次又一次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于上海与外地之间，白天在银行交易柜台前，晚上在火车上，没日没夜，火车的硬座就成了他的床铺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跑过多少省份多少乡村和城镇。有些地方跑多了，银行工作人员对他也熟悉了。有一次他带着巨款到安徽某县银行，银行门口排着长队，农民们春耕时纷纷提取现金，出现了挤兑，银行现金已用完，正准备打发农民离开，见杨怀定来了，知道又有现金了，一边给杨怀定国库券，一边把他箱子里的现金发给农民。
几年下来，杨怀定积累了资金。他订阅了26种金融、经济方面的报刊，在各地建立了关系网和信息网，通过电话知道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与存量，有选择地跑价格低存量高的地方，效率与同步增长，赢利最多的两个月，他竟赚了50多万。最多的一个月，由他经手流入上海的国库券突破1000万元，这引起了上海财、金融界的。寡妇村里的风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