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型血女人的性格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（他本人在中进士之前也是幕友出身，自号“儒林参军”）《浪迹续谈》一书中的说法，在各级中充当幕友的大多数是绍兴人，而且随着绍兴师爷的遍布全国，绍兴的特产——绍兴黄酒也行销各省，“可谓酒之正”；中除了“京片子”外，绍兴口音的“绍兴官话”居然也是流行语音；再加上绍兴师爷对于刑名、钱谷事务的垄断，号为“绍兴三通行”。
清初最著名的幕友是李塨（1659-1733年）。他是蠡县人，字刚主，号恕谷。年轻时他父亲介绍他跟从清初思想家颜元学习。颜元创立的学派和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，主张学习儒教的目的应该是“经世致用”，而不是一味的“格物致知”、自寻自证“”。颜元曾说：“读书愈多愈有疑惑，处理实际事务愈没有眼光，办理实际事务愈无力。”因此这一学派不注重著述，强调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。李塨壮年时游学各地颜元的学说，频繁与各地的士大夫接触论学。他说：“纸上阅历多，则之阅历少；笔墨之多，则经济（经世济用的简称，并非现在意义上的经济）之少。”认为宋、明两朝就是因为提倡理学而的。晚年他居家，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为。另外他也留下很多著作，力图重新解释的学说，从而将颜元的学说发扬光大，形成了“颜李学派”。
李塨19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，32岁时考中了举人，但是他却无意去当官，晚年才一度任通州学正，不久就以“母老”告归。既然提倡经世致用，但又不当官来实践推行，难道李塨自己是言行不一吗？这倒是了李塨，从他的《恕谷日记》来看，实际上他就是通过以幕友的身份“佐治”，来实践自己的理论的。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，请他到桐乡帮助“佐治”，李塨在桐乡大展，实践他的主张，据说当地“大行”。
以后另一位朋友杨勤当了富平知县，请他去“佐治”。李塨去了一年多后，回乡探亲，给杨勤留下《富平赠言》，谆谆杨勤诸类政事的处理原则。杨勤：各种有利于民的政事要斟酌，水利、农桑、武备等等“仁政”都要量力而行，有余力才可以施行，否则说了做不到，失信于民；甚至因为措施鲁莽导致政事，兴利不成反为害。他本来的意思就此告辞，不再到富平“佐治”。不料杨勤焦急万分，以至于咬破手指写血书，李塨再到富平，甚至说如果李塨三个月后还不来，他就要。
不过，对于阔人的网罗，李塨却不肯俯就。当时自称要以“理学号召天下”的李光地做直隶巡抚，托人示意他前往拜见，李塨却给他一个软钉子，说是“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”，竟然置之不理。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，两次来聘请，李塨皆以身体病弱为理由力辞。
蒋坚自幼就以智侠闻名，7岁时有一次与叔叔一起去法云堂听，见几个县衙的捕快正坐在庙前廊庑下商量要抓一个邻村的凶手。蒋坚在庙里听了一会儿经，轻轻地对叔叔说：“那个凶手肯定就是那个的老。”叔叔低声叱喝：“小孩子家别。”但蒋坚道：“你看那老眼睛老盯着外面看，根本没在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捕快果然抓走了老，只一审老就认了罪。
蒋坚在少年时学得一身好武艺，曾在许昌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连杀五个劫的。以后他习幕成名，到山西做师爷。山西代州（今山西代县、五台、繁峙、原平等地）有桩大案，被的有两百多人，卷案牍堆得比人还高，仍无法结案。山西巡抚调岢岚县的甘知县去办理此案，蒋坚应聘随同前往。一到代州，他细读供证，没几天就搞清了案情，判七个首犯死刑，并了一百八十个者，一件大案就此了结。
山西临汾县知县奸吏横征暴敛，激起人民，砸烂了县衙。后来他们唯恐官军前来，全城百姓弃家出逃，聚集深山。山西巡抚特派泽州佟知州去处理，蒋坚被邀同行。只见他策马飞奔，日行三百里，身后只四个随从。临汾附近山岭上密密麻麻地站着手持锄头的百姓，森严，但蒋坚手持令箭，独自策马进入山沟，大声呼喊：“巡抚大人知道各位是，是被污吏逼反的，特意派佟知州来安抚，大家现在可以回家了。有眼睛的，看清楚这令箭。”百姓们听后逐一下山回家。蒋坚接着又赶到被拆成瓦砾堆的县衙，找到躲在密室里的那几个污吏。百姓们见状涌上去要揍他们，但蒋坚喝止说：“别乱动，有在。”并吩咐随从先把那几个奸吏打个半死，以平，让群众散去。第二天凌晨四更，他悄悄将污吏带离临汾，交给巡抚衙门处理。而佟知州这才抵达，出榜安民。
蒋坚长期在山西各州县做师爷，直到46岁才回老家结婚，婚后又去山西做他的师爷，毫不顾家。直到晚年，他才回乡定居，这时儿子已是22岁的英俊青年了（《折狱奇闻》卷三）。由于蒋坚长年飘零在外，束脩也被他仗义疏财而耗尽，江西铅山家中长期陷于困顿。好在他的夫人钟氏非常坚强，独自理家。儿子4岁时，钟氏亲自为他发蒙，用竹篾制成点画、排列成字来教他。稍长后，钟氏又教他读书著文。这位传奇师爷的儿子蒋士铨（1725—1784年，字心馀、苕生、蕖生，号藏园，又号清容，晚号定甫）后来于乾隆二十二年中进士，官翰林院编修。以后辞官主持书院，是清代著名文学家（参见《清史稿》本传）。
不过，至晚从乾隆年间开始，绍兴师爷已经是幕友这个行当的最大群体。到了清末，绍兴师爷几乎垄断了各地的。清末曾在浙江长期任官的湖南人罗信北在他的《公余拾唾》自序中说：天下的刑名、钱谷幕友大多是绍兴人，“父诏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，家家夸馆谷之富”。而且绍兴师爷“积习至严且忌”，自己起草的各类公文，自视为如《春秋》经一样的经典，主人觉得很有问题的也只能委婉商量，决不能自行修改，“一举笔，则以为暴其短”，立即卷铺盖走人。
随着绍兴师爷的人数越来越多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负面评价的故事。清人笔记《三异笔谈》中就有一个绍兴师爷把持云南的故事。据说嘉庆年间，绍兴人王立人长期在云南做幕友，因为刀笔纯熟，转了很多州县，名气越来越大，后来被云南尊称为“王二先生”“立翁”。
王立人年纪大了，不用再到地方辛苦，就住在昆明，先后和云南的布政使、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。他盖起一座花园公馆，园林、戏台，一应俱全，是全省师爷的“俱乐部”。到云南州县做官的，都要请王二先生介绍幕友；想到云南“佐治”的师爷，也要到王二先生那里报到。王立人也很，根据师爷的水平能力来分高下，分别推荐，无不应聘。全省的府州县衙门师爷都是王二先生的门生，而府州县官员到了昆明，有什么问题都到王二先生家里寻求帮助。
王立人上有督抚、二司的馈赠，下有各级官员的“”，还有的节礼，收入颇丰。不过他仗义疏财，开销也极大。于是他又通过督抚的子，为自己谋得总办云南全省铜运的差使，承包了全省的铜运，有财有势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位办政务功夫纯熟的师爷却理财无方，几年下来不仅没有赚钱，反而亏空了24万两银子。他的几位后台也在这时先后调离。王立人赶紧安排一场假官司，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充军之罪。云南已经是“极边烟瘴”之地，按例调戍四川。于是他余下的私产万余两银子，移居四川养老，直到以80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。
绍兴出师爷，一点都不假。单单现在属于绍兴市柯桥区的一个安昌镇，据统计在清代就先后有一万多师爷在全国各地的应聘。依此推算，清代绍兴一府八县（山阴、会稽、萧山、诸暨、余姚、上虞、嵊县、新昌），前前后后幕友佐治之途的至少要有个十几万人。
绍兴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师爷？说起来自然有着历史渊源。宋朝南渡，在杭州建立“行在”（临时京城），需要很多的朝廷各部门的工作人员。为了防止消息，以及防止杭州本地的，特意只从隔着钱塘江的绍兴等地招募朝廷各部职能人员。历经一百五十多年，绍兴人只要粗通文墨，就可以有这一个出，形成了源源不断的书吏行业。后来元朝一统江山，各级以蒙古人为“达鲁花赤”总督，有意士大夫而重用书吏，很多绍兴人延续旧业，持续在各衙门任职。
明朝建立，绍兴人继续这一行当。明代的王士性（1547—1598年）在他的地理书《广志绎》中说：“山阴、会稽，生齿繁多，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，其懽巧敏捷者，入都为都办，自九卿至闲曹细局，无非越人。”可见明代朝廷的书吏已经是绍兴人居多。而且在书吏累积资历获得选官资格后，绍兴人还会利用朝廷里的同乡，优先获取各地地方里的佐杂，甚至还把这当作一门生意来合伙做。明代小说《醒世恒言》三十六卷“蔡瑞虹忍辱报仇”中就提道：“原来绍兴地方，惯做一项生意：凡有钱能干的，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，钻谋好地方去做个佐贰官出来，俗名唤做‘飞过海’。怎么叫个‘飞过海’？大凡吏员考满，依次选去，不知等上几年；若用了钱，挖选在别人前面，指日便得做官，这谓之‘飞过海’。还有独自无力，四五个合做伙计，一人出名做官，其余坐地分账。到了任上，先备厚礼，结好堂官，叨揽事管，些小事体，经他衙里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。到后觉道声息不好，立脚不住，就悄悄地桃之夭夭。十个里边，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，完名全节。所以天下衙官，大半都出绍兴。”
清朝入关，者对于朝廷里都是绍兴书吏的现象有所。雍正一登基就曾下诏，命令朝廷六部不得专用绍兴人。但是学习当书吏、跟随当书吏早已是绍兴的传统行业，一纸令不会起到什么作用。在朝廷各部当书吏的绍兴人帮助考中进士在各地当官的绍兴人，使他们上呈的公文得到迅速处理和通过；各地当官的绍兴人则把自己未能考取进士、举人的同乡带到任上来帮忙起草公文、处理政务；而当了师爷的绍兴人又把更多的同乡介绍到各地衙门，最终形成绍兴师爷遍天下的局面。北京石油科技交流中心http://1598252.shop.52bjw.cn，